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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湖水情

来源:往事微痕

悠悠湖水情

1958年4月,我别夫抛雏,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监督劳动」。从那时候起,在那里整整三年,一千零九十五个日日夜夜。

长寿湖是个人工湖,也就是水库,是为狮子滩水电站蓄水而修建的。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水电站已经建成,建设者已经开赴新的工地。原先彻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场面没有了,只剩下高高的大坝,悠悠的湖水,寂寞冷清。我们栖身的茅草房,是原先水电站建设工人家属的住宅。吃饭就在露天的坝子上,八个人一堆,围着一碗白水煮牛皮菜。就这样,开始建设长寿湖农场和渔场。

尽管我们不少人头上都戴着一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仍然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了改天换地的劳动。积肥,开荒,种菜,挖鱼池,打果树凼。我们终于吃到了自己种的四季豆、莲花白、南瓜、冬瓜、西瓜,自己养的奶牛挤出的牛奶,自己捕捞的鲜鱼。不管头上的帽子多重,心头还是甜滋滋的。一个崭新的长寿湖农场初具规模。三年,流了多少汗,流过多少泪,谁能计算?1993年春天,三十五年过去了,我又去了长寿湖一趟,重游旧地,感慨万千。

冷眼旁观「大跃进」

我们到了长寿湖不久,就传来消息:党中央发出了「大跃进」的号令。那天夜里,放鞭炮,游行。我这个人向来是很容易冲动的,这一次情绪却高不起来,几乎是冷眼旁观。我都有点恨自己了:这是怎幺一回事?为什幺和大家不合拍?许多人一夜之间就像疯了一样,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队长被调去「大鍊钢铁」了,副队长带着我们搜集「废钢铁」作为鍊钢原料,农场哪里有什幺「废钢铁」,把很多有用的铁物件都拆下来送去了。

场部召开了「放卫星、除四害,向国庆献礼大会」,会后大家都忙活起来。队长带头,不惜工本,精心培植了一棵花椰菜,连叶子24斤,算是一颗「卫星」。我们集中力量培育出来一个40多斤的冬瓜、30多斤的南瓜,也算是「卫星」。这些都送到重庆去展览了。又提出要学习河南长葛深翻地的「先进经验」,挖地三尺。结果,把下面的生土翻到上面来,熟土压到下面去,没有好处,反而有害。

队长主持「蔬菜高产放卫星会议」,她提出一亩地要生产150万斤,分三层种植。大家算来算去,无论如何也算不出来怎样才能收穫这幺多。队里的老农不开腔,偶尔有人插一句:「你们种吧,我没听说过。」冷场了。场部召开了一次「打擂比武会」,气氛倒是很热烈,各队队长都上台自报本队「放卫星」的产量。第一个说:「亩产一万斤!」下一个就说:「我们一万五!」一个比一个高。谁都知道,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根本办不到,也并没有真打算办到。被逼无奈,只好这样「表态」。

报上又鼓吹大办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场把食堂设在公路旁边,两头大门敞开,贴出布告:「这里吃饭不要钱。」来往路人都可以随便进入食堂就餐。真是「各取所需」了,这就叫做「共产主义」。在农场里,宣布:「鼓足干劲劳动,敞开肚皮吃饭。」大家都被动员起来「大办」、「大炼」,红苕(红薯)没人挖,大部分烂在地里。到了秋天,食堂就供应不上米饭了,引起恐慌。我们还得「夜战」,收工之后只能加一顿南瓜汤或者白菜汤。

「大跃进」把什幺都打乱了,没有了正常的生活。我最恼火的是瞌睡。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经常要半夜起来,打着火把施肥、除草、挖地……只要手一停下来,站在那里就睡着了。又一次半夜除草,天漆黑,一点也看不见苗,瞎锄,有人锄到自己的脚拇指上。第二天一看,锄得乱七八糟,把许多小苗也伤害了。那时候,要问我最需要的是什幺,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睡个够,就满足了。后来每天能睡到5小时,我就有鬆快之感。

最令人心烦的一件事情是「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天天打,天天有。还有驻地除草,要把宿舍周围200尺以内的杂草除凈。不断除,不断长,长出来又除……这些草对人有益无害,为什幺要除掉?说是为了清洁卫生。真是愚昧。打麻雀,说是害鸟,也是无知之举。「四害」和屋边草除之不尽,人们已经疲惫不堪,而且把蔬菜、庄稼荒芜了。

最难忍受的是人格的屈辱

重庆市委派来慰问团,由一位书记任团长。为了保证「首长」安全,仅是把农场里的「右派」支使到採石场(这个场并不只是採石,也搞农业生产),去支援插秧。我们都很伤心。为什幺对我们一点信任也没有了,竟然连市里的书记也不能见,难道怕我们行刺?

有一天,重庆市青年文工团到长寿湖农场来慰问演出。这是重庆解放之初我在青年团西南工委担任宣传部长和副书记的时候培植起来的一支文艺队伍,1954年青年团西南工委撤销后划归重庆市委。我怕见他们,不敢理会他们,他们也不敢向我打招呼,相互看到了也装作没有看见,即使对面坐着,也如同路人。

1958年12月,有一天队长谈到如何準备迎接元旦。我提出两点建议:完全出于对集体的关心。哪知道竟然遭到冷峻的回答:「要你来管?!」我立刻清醒了:我是「有身份」的人啊!怎能干预元旦佳节的安排呢?

又一次,我看了《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以后,发了一点议论。议论毫无「不轨」之点,不料却又招来横祸,挨了一顿批斗,罪名是:「你又翘尾巴,竟然议论起国际大事来了!」「你有什幺资格议论国际问题?你知道你的身份吗?」我只能默默地接受批斗,不想申辩,也不能申辩。

有一次劳动间隙在地头休息的时候,建工部来的一位「右派」女同志和我閑谈,她说:「你知道蜜蜂为什幺蜇人吗?」我说:「不知道。」她说:「其实蜂并不愿意蜇人,纯粹是出于自卫,它的刺扎进人体以后,它自己也就要死去。」我很惊异地说:「啊,那岂不是一种同归于尽的精神?」不料,这次閑谈竟然被听到的人密告到队长那里。于是,全队开会,又把我批斗了一通,硬说我的意思是影射「右派向党进攻是抱着同归于尽的精神」。我还是有口难辩,任凭他们随意加罪于我。

自此以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只有沉默不语。

积极批判我的一个女工成了我们的副队长,我在她面前动辄得咎。每天,她总要找个岔子来训斥我,恶狠狠地,恨不得一口把我吞掉。茄子整枝,西红柿搭架……这类事情,我无论如何儘力,她总要没事找事,没错挑错,斥责几句。真像小媳妇遇到恶婆婆一样。我只当没有听见,不然,就活不下去了。这日子真难熬啊!

1959年夏天起,城市供应日益困难,新来了一批升不了学的初中毕业生,到果树队。1960年又来了一批,大部分是女孩子,分在我们蔬菜队。这些女孩子,小小年纪,「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很强了,总要找个岔子骂我几句才高兴。我从不申辩,任她们讥笑谩骂。能责怪这些孩子们吗?早就给她们打了「预防针」:对「右派」要专政,要划清界限。

饥饿的年代

我被调到了採石场。工作还是种菜,兼管农药。队长是市委的一个通信员,人还老实。厨师也是市委机关的炊事员,人也随和。

採石场的宿舍建在一个高高的石坝上。有个老农带我们种菜。男队员大部分是长江航运单位的年轻人。这时候,饥饿的年代已经开始,我们的口粮定量是每月24斤,每天8两。后来每人每月支援灾区6斤,就只有18斤了,每天6两。整天重体力劳动,还要「夜战」,24斤已经远远不够吃,何况18斤?我才尝到了饥饿是怎样一种滋味。有人饿得不行,把别人掉在地上的药片也捡起来吃了。队长还算不错,千方百计给大家补充食物。把一些生了芽的麦子磨成粉做粑粑。在早上的稀饭上面加一层包穀粒,黄灿灿的,多幺珍贵!都捨不得大口吃,一颗一颗慢慢地嚼。

那时候,最令人羡慕的工种就是养猪,因为可以偷吃一点猪食。可是,要是养猪的是「右派」,被发现了就要倒大霉。有个难友被人发现吃了餵猪的小红薯,被拉到大会上批斗。还有人「揭发」他把一条死了的小猪埋了又挖出来吃了,他为此挨了一顿毒打。人不如猪啊!

许多壮劳力感到浑身无力,忽然「胖」了。原来是营养缺乏,得了浮肿病,不久就卧床不起。妇女由于消耗相对少些,稍好一些,就成为劳动的主力,翻土,挑粪,都是我们干。我的美尼尔综合徵发作了,不敢请假,在挑粪的时候晕倒在地里。队长批评我:「有病为什幺不说,应当休息嘛!」一句话使我感到通身温暖。

正在提倡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把农户家里的锅碗瓢盆刀铲一切炊具都没收了,谁家冒烟就要受处分。指导我们种菜的老农气愤而又无奈,常常在一起劳动的时候对我们摆谈村里发生的千古奇事。他一再叹气,说:「这样下去,怎幺得了!老百姓每天每人只有三两口粮……大人小孩都饿得嗷嗷叫,饿呀,饿呀!这日子啥子时候才到头啊!」

而形式主义、瞎指挥、强迫命令还在大发展,规定了密植标準,每亩麦子必须播种几十斤,结果长出来的麦苗像头髮丝,只好割下来大部分做青饲料,剩下的也长不好,收的麦子还没有播下的种子多。可是,谁敢提意见?

这一年形式主义发展到了顶点。报上发表了省委领导人的大文章:《全川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在长寿湖农场,干了这样几件大事:沿公路的土地要特别种好,作物要大面积一个样,壠行都要与公路垂直,成「丁字形」。要从远处挑土到公路边,一堆一堆排列成阵,上面种植「堆堆苕」,「堆堆瓜」。水稻蔸距行距要非常整齐,严格实行密植,拉起绳子来插秧。在公路边搞这些花样,为了什幺,不言而喻。稻秧确实插得很整齐,可惜太密了,苗情不好,也没得到好收成。

艰辛的劳动中忘却精神的痛苦

劳动是艰辛的,也是愉快的,也只有在艰辛的劳动中,才能忘掉精神上的痛苦。

1959年到1960年,最重的劳动是积肥、抗旱、除虫。

我一个弱女子,被派到养猪场去挖猪圈。开头,一进入猪圈就想呕吐,后来也就渐渐习惯了。踩到猪粪堆里,把里面的粪和黑泥都挖出来挑走。再后来,还跳到厕所的人粪池里收取粪肥,挑水把粪池洗刷了,然后把污水挑到地里去。与粪打交道久了,不但不再觉得臭,发酵了的粪还有一股特殊的粪香呢。粪真灵,菜苗黄了,浇上粪肥,两三天后就转青。看到绿苗,真高兴。肥,肥,肥,我睁大眼睛整天到处转,找肥。

我真正体会到了:「收多收少在于肥,有收无收在于水。」在火辣辣的骄阳下,在地里浇上水,一会儿就晒乾了。我们从河边接力挑水到坡上抗旱,费了多大劲,见效也不大。我明白了,我们还是要靠老天爷吃饭,「人定胜天」是瞎吹。再也不能像「大鍊钢铁」那样糟蹋林木、破坏自然了,那是要受惩罚的。

我最恨最恨的就是虫害。刚刚栽好的海椒苗、茄子秧,一夜之间就给你放倒许多棵。地老虎(蝼蛄)总是夜里出来吃嫩苗,简直把它们莫可奈何。田鼠也真坏,我们播下去的种子,被它们成片地扒开偷吃了。蚜虫,红蜘蛛,蝗虫……除不完的虫。我经常一个人半夜起来,打着电筒或火把,到菜地、瓜田去巡视,蹲在地上等候害虫出来。看到一株株刚出土的嫩苗被虫子咬断了,我真心痛。我内疚,觉得没有尽到保护这些生命的责任。

还要防偷。我们种的白兰瓜,精心培育,长得特别好,结了很多,我每天去看看,看着它们长大,满怀喜悦。快该摘了,我去看,一个瓜也没有了,全被偷走了。我不禁流下泪来。

队长好大喜功,常常弄出个新花样来想要「创奇蹟」。在围绕狮子寨山的大路上,从远处挑土堆起来,种了几百窝「堆堆南瓜」。结了瓜,队长要我负责看管,一个也不许丢。不论烈日当头还是大雨浇身,我总得绕着几里路的大圈巡视。我走到山这边,看不见在山那边偷瓜的人,走到山那边,这边又有人偷。我怎能担保南瓜不丢呢?队长又心血来潮,特意分给我一块地,要我种成「百瓜园」。我乐得「单干」,付出不知多少心血和力气,种植了各种各样的瓜,从选种、整地到播种、浇水、施肥,深夜捉虫,眼看一条条藤上开花结瓜。有两个南瓜长得特别大,準备作为新中国建立十周年的献礼。有一天,忽然不见了。我气急了,竟然为此跑到公安派出所去报案,要求一定找回来。派出所的人员倒是比我通情达理,说:「现在是饑荒年代,农民没有吃的,南瓜大概是村里的孩子们偷去吃了,算了吧。」

饑荒越来越严重。幸而我们农场里恢复到每人每月定量24斤,我们蔬菜队还储备了一些南瓜,作为「夜战」加餐专用。在野外劳动,休息的时候,东寻西觅,还能找到一些野果、野菜充饑。在农民收穫过的红苕地、花生地里刨刨,还能找出来一些残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在严酷的年代、严酷的境地,挺了过来,而且没有得危险的浮肿病。

「信念不垮,人就不倒!」

1959年,建国十周年,宣布第一批给「右派」摘帽名单。我知道没有自己的份,但是仍然多幺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啊!收到宇光一封信,他说:贺小妹已经摘帽,你要好自为之。其实,那时候我们想得也太天真了,以为「摘帽」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哪知道,「摘帽右派」还是放在「另册」里的二等公民。

第二批、第三批给「右派」摘帽子,每次宣布名单的时候,我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侧耳静听。我多幺渴望听到我的名字呀!1960年夏天,有个什幺代表团来农场视察,专门召开了曾是老干部的「右派」座谈会。我发言中说:「思想不倒,人就倒不了。」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靠自己的意志硬撑着,在劳动中决不示弱,忍受着饥饿和痛苦,总要干好。弱女子,知识分子,体弱心不弱,要让你们看看,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柔弱无能。

农场在1960年建了一个简易的洗澡房,轮流打柴,轮流挑水。每次值班的人要从河边挑来10桶水,倒在高高的大锅炉里。对我这个只有30公斤体重的小个子来说,一趟挑40公斤重的两桶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提着水桶上梯子,把水倒进大锅炉里,就更难了。每倒一桶水都要使出全身力气,满身大汗淋漓。咬咬牙,也就坚持下来了。

4月收荞麦,半夜下大雨,得赶快把荞麦从地里挑回来。荞麦捆又大又重,田坎又很滑,天黑雨大,还得上陡坡。我跌倒了,怎样挣扎也撑不起来。在别人帮助下刚撑起来,走几步又跌倒了。直到深夜两点多钟,才把荞麦挑回来。浑身都是烂泥。

麦收时节落大雨,湖里涨水,麦子必须抢收,但又来不及脱粒,要全部连麦秸秆运回狮子滩场部。全体动员大干了几天几夜。我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夜里就睡在麦秸堆上,铺的盖的全是麦草。有一天,一个什幺头头来视察,场团委书记把我找来见他。他见我蓬头垢面,问我身体如何。我说:「我在这麦秸堆里已经睡了几夜,没有时间洗脸梳头。瞌睡来了倒在麦秸上面,随便拉一点麦草一盖就睡着了,太疲倦了,还觉得挺舒服呢!」他思想上似乎有所触动,望着我陷入沉思。大概在想:一个「右派」,这样没命地劳动,为了什幺?

一个冬天的黑夜,一伙人劳动过后回住处,走在山路上,我踩虚了脚,跌落到一堆乱石头上,一下子震昏了,不知道掉到了什幺地方。我高叫一声,同伴们才发现我在一丈多深的沟底。他们下来把我扶起,帮我回到路上。幸好我穿着棉大衣,头上包着毛巾,只在头上撞了一个不大的伤口。又一次,跌倒在一块石头上,脸完全肿了,差一点伤了眼睛,简直不像人样了,结果也无大碍,算我命强。

儿女情长气不短

我是人,是女人,是孩子们的母亲,儘管我的遭遇是冷酷的,我却不能冷酷无情。在长寿湖农场劳动,在「大跃进」的紧张劳累中可以忘却一切,夜半醒来却不能不思念我的亲人,孩子们和宇光——我多年的战友、亲爱的丈夫。

初到农场的时候,我放心不下孩子,大些的在上学,太小的也不能来,我託人把六岁的儿子带来了,可是他运气不好,刚来到,农场就开始「大跃进」。他来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在莲花山「夜战」。以后,每天劳动时间延长到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十八小时。我只好把孩子丢在宿舍,让他睡觉。过了几天,我才知道每天夜里他都要大哭。他害怕呀!以后每次「夜战」,总把他带着。他实在熬不住,就歪在锄头把上睡着了。天气渐渐冷了,夜里十点钟以后露水就渐渐上来,他睡着衣服就湿了。我的心隐隐疼起来。「夜战」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有一天,我们奉命到河对面渔场去开会,过了河还有几里路,不能带他去,让他睡觉,他老是喊:「妈妈,我要去!妈妈……」我硬着心肠走了,刚走到外面下坡,他拖着木板鞋哭着、跳着跑来追我。喊着:「妈妈我怕,我要跟你去……」我只管往前走,不理他。我们报社一位同志看看孩子的可怜样,就背着他过了河,不让我看见。到了开会的地方,他怕我训斥他,不敢见我,躲在门外一位同志怀里,一会儿就睡着了。可怜的孩子,我只好把他送回重庆家里。反正在哪里都一样不放心。

1959年的一天,农场负责人突然告诉我:王宇光又犯错误了,说是「右倾」,也下放劳动去了。

1960年春节以后,突然接到宇光的信,说女儿小英得了重病,高烧不退,据说是脑膜炎。他从下放劳动的地方请假回家护理了一星期,现在好一些了。因为怕我着急,所以没有早告诉我。我看了这封信,心急如焚,彻夜不眠,真想飞回去。可是正在农忙季节,不好请假。我只好用最繁重的劳动折磨自己,藉以忘掉内心的痛苦。好不容易等到秋收完了,稍为能够喘口气了,才请准假,回家看我的小英。中途在一个公社的公共食堂碰见我们报社的一些人在那里参加「整社」,他们对我还很同情,也不见外。对我诉苦说:公社体制不能改,随便怎样也调动不起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我只能叹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到重庆,就到儿科医院去看小英。她从窗口看见我就喊:「妈妈!妈妈!」我心里发酸,眼泪禁不住滚下来。又怕孩子看见难过,连忙把眼泪擦乾,强笑着走进病房。孩子离开妈妈,受苦了。我在医院逗留半天,只得依依不捨地离去。什幺时候才能与孩子们长久团聚不再分离呢?我期待着这一天。

1960年底,农场党委找我谈话:「你劳动得不错,现在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当时,我的心情很複杂。从「敌人」队伍又回到「人民」队伍里了,自然很高兴。可是,还能回到党的怀抱吗?从「阶级斗争」的大势看,这越来越渺茫了。我还得留在长寿湖农场劳动,宇光也被加上了「右倾」的罪名下放劳动去了。何时才能全家团聚?心里仍有说不出的惆怅。

1961年春节,我与三位回重庆的女同志一起,从晚8时到晨6时,夜行60里,穿过令人恐怖的山沟,我还为孩子们背着几十斤当时城里很难买到的瓢儿白菜,到长寿县城长江边上船,回到重庆家里。节后回到农场,宣布我担任蔬菜队副队长,不久,调到另一个队当队长。这个队情况比较複杂,有一部分刑事犯罪劳教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孤儿院来的孩子。我曾饱受人们叱骂之苦,对待队员不论是什幺人,都很和气,尊重他们的人格。可是,那些劳教人员大多数总是阴沉着脸,不声不响,令人寒心,也使人担心。谁知道他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事情,有没有难言的冤屈。

4月,我得到调令,回到重庆,被分配到重庆大学图书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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